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和分析方法

１，經濟學的理論范式

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１９６２）中系統(tǒng)闡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xiàn)實科學, 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 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xiàn)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tǒng)的考察, （１９８７）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 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 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tǒng)、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 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庫恩的創(chuàng)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 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 因為他認為, 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tǒng)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xié)同探索的紐帶, 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 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fā)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 在實際的“圖象”、“模型”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qū)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象”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guī)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 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 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我們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討論和運用范式的后面兩種含義。

經濟學的范式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張宇燕，１９９３），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 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 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 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的范圍, 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lián)結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在以經濟效率為中心這一基本觀點上, 各種經濟理論學說都是一樣的, 區(qū)別在于強調得夠與不夠, 是否能貫徹始終。

新古典理論對此十分明確, 而且一貫到底。它其所以專注于資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尋求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為市埸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 它關于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為對一切經濟行為和經濟現(xiàn)象進行理論分析之基礎, 正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具體體現(xiàn)。翻開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 效率觀念和效率思想會深入到每一個讀者的腦海之中, 融化在他們的思維之內, 成為他們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tǒng)。

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來的, 傳統(tǒng)經濟學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目的, 所依賴的正是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 其所以特別強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fā)展, 就是因為在它看來, 只有這樣做才能減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費, 從而獲得和保持經濟運行的效率; 傳統(tǒng)經濟學把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集中體現(xiàn), 也說明了這一問題。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提出“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為“貫穿全書的紅線”（１９８５）, 是其中對經濟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傳統(tǒng)經濟學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觀念并不十分堅定, 也沒有貫徹到底, 當傳統(tǒng)經濟學致力于政策解釋、道德說教和價值判斷時, 往往就離開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都離不開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這種考察在每一種理論中都有著明顯的不同。

亞當·斯密對之進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在《國富論》中, 斯密不僅說明了分工的好處和交換的意義,而且說明了分工和交換的關系, 所謂“分工受市埸范圍的限制”, 就意味著人的生產活動以人的交換活動為條件, 進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換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簡單天賦自由體制”或稱自由競爭、自動調節(jié)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個進行經濟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為一個假定的抽象概念, 無條件地、絕對地堅持它, 而是提出了種種限制和例外, 表現(xiàn)了對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過“簡單體制”找到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的互補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義,不僅說明了人們之間存在著和諧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著矛盾和沖突。

馬克思繼承和發(fā)揚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tǒng),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換、生產和交往、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 恩格斯把生產和交換看作經濟曲線的縱坐標和橫坐標; 馬克思特別注重于人與人之間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分析, 同時對“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和“全體自由人的聯(lián)合”（１９７２）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而以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交互影響為基礎, 描繪了一幅歷史發(fā)展的圖畫。

新制度經濟學堅持和發(fā)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tǒng), 不僅堅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來代替生產關系和交往方式之類的抽象概念, 以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概念, 進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 并將其納入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分析之中, 對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作出了統(tǒng)一的解釋。

新古典經濟學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tǒng), 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范式。這集中反映在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資源配置和生產費用, 考察了規(guī)模經濟和技術選擇, 還討論了市埸結構, 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狀況和經濟性。所謂稀缺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 就是合理的勞動分工; 所謂規(guī)模經濟, 就是分工及其基礎之上的集中所到的節(jié)約和利益; 所謂市埸結構, 實際上就是分工結果在市埸上的表現(xiàn); 而技術選擇, 實際上就是進行分工的方式; 至于在生產過程中發(fā)生的成本, 即生產費用，就是不同資源配置方式和技術選擇方案的代價, 也就是作為生產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 它沒有也不能對分工及其程度的決定和發(fā)展作出解釋。新古典經濟學不僅研究了市埸交易, 而且以此作為全部內容, 同時對自由市埸體制作了絕對的、無條件的解釋, 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動實現(xiàn)的均衡, 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 又是市埸交易的結果。盡管如此, 新古典經濟學對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膚淺和非常片面, 由于對交易的考察僅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對市埸交易的考察又僅僅分析產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 因而在新古典理論中,既沒有交易方式的概念, 也沒有交易費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論也考察了合作問題,但是基于對交易問題的局限性, 其對合作的考察僅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買賣關系和和諧的競爭關系, 也就是說, 在新古典理論看來, 人們之間的合作是無阻礙、無摩擦, 因而是無條件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 而在于這種分析的片面性, 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一種情況, 也就是只分析了它們的物質技術聯(lián)系和物質技術特征。

傳統(tǒng)經濟學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離了馬克思經濟學的傳統(tǒng), 而與新古典理論頗為相似, 二者既有一致之處, 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說新古典理論把分工看作是市埸配置資源的結果, 那么, 傳統(tǒng)經濟學則把分工看作是計劃配置的產物, 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樣, 說明的問題相同, 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論的情況下, 對市埸和市埸交易作了比較深入、比較成功的分析, 那么, 在傳統(tǒng)經濟學中, 雖然從馬克思那里繼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 并宣稱要以其為主要考察對象, 但對市埸和市埸交易是排斥的, 其分析是殘缺的, 與此相適應, 在實踐中, 市埸和市埸交易是受控制的, 可以說是不存在的; 它對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話, 也是空洞的。至于對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 傳統(tǒng)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非常相似, 都是考察了一種無矛盾、無摩擦的理想狀態(tài)。因而其解釋能力和現(xiàn)實意義都非常有限。

在經濟學的不同范式中, 幾乎都使用了供求均衡分析, 邊際替代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等方法, 但使用的情況和側重則不相同。

供求分析是任何一種經濟學都離不開的, 但在傳統(tǒng)經濟學中, 由于只有平衡概念, 沒有均衡概念, 或者說沒有區(qū)分平衡和均衡兩個概念, 因而傳統(tǒng)經濟學的供求平衡分析是一種事后分析和結果分析, 而不是一種過程分析和行為分析, 因為, 平衡是一個核算概念和統(tǒng)計概念, 而均衡是一個行為函數(shù)和運行過程概念, 供求平衡就是供求兩個變量相等, 即變量均衡, 而供求均衡既包括變量相等( 變量均衡 )，又包括行為確定( 行為均衡 )。與此相反, 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等對此卻有嚴格的界定和區(qū)分。

邊際替代分析也在經濟學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 但在傳統(tǒng)經濟學中, 由于缺乏行為過程的概念, 因而也就缺乏邊際的概念, 因此, 計劃分配和計劃調節(jié)中的替代關系只是兩兩的一般互替和轉換, 而不是邊際替代和邊際轉換。1871年的“邊際革命”把邊際概念引入經濟學,并使其在微積分等數(shù)學形式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使得新古典經濟學在數(shù)學化和形式化的道路上大前進了一步。但是, 傳統(tǒng)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這種替代只是不同產品在不同消費者之間和不同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的替代, 即不同物品之間的替代; 然而, 新制度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