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儒知識分子的權力穿孔

    知識能帶來權力。知識分子常常迷戀權力。正所謂”學而優(yōu)則仕”。雖然少數知識分子，例如”為藝術而藝術”的擁護者與政治毫無牽涉，對他們來說，政界就像一場惡夢，但事實上，純粹的為”理念”而生的知識分子并不多。原因僅在于，我們的知識，或多或少與政治相關，并且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勢欲⑴。掌權的知識分子總在少數，而且只有極個別的知識分子掌握過權力，并且沒有失去知識分子的品格，如美國的開國諸父們⑵。

    權力和知識的關系通常均被證明是不穩(wěn)定的。知識分子對普遍的抽象價值的關注與社會的常規(guī)制度之間的沖突顯而易見。知識分子往往對決策者埋頭于日復一日的妥協和調和的實際事務不屑一顧，而掌權者則擔心知識分子的不切實際和缺乏責任感。掌權者和知識分子之間一向是相互不理解和不切實際的。短暫的蜜月的確有過，但牢固的聯盟從未建立起來。一般而言，知識分子涉入政治領域，常常以災難告終⑶。

    根據知識和權力的遠近，可以將知識分子分成七個類型：掌權的知識分子；內部穿孔的知識分子；幫助權力合法化的知識分子；批判權力的知識分子；向國外求助的知識分子；不關心權力的知識分子；破壞權力的知識分子。

    掌權的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相對穩(wěn)定和政治常規(guī)化的時期，國家事務常常對知識分子爭取政治優(yōu)勢的努力進行抵制，但革命時期卻可能為他們提供獲取權力的機會。在正常時期，個別知識分子偶爾也可能被吸收到權力機關，但只有在革命年代，知識分子集團才能處在打敗國家的位置上。在革命者活躍和上升的短暫時期，似乎一切都可能發(fā)生。人們熱切的想扭轉和改變世界，此時知識分子就可以成功的奪取權力，但是，當隨后常規(guī)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沒有才智但有必要實際技能的政治實干家出現時，他們的權力就保不住了。

    內部穿孔的知識分子，這是一群極富處世智慧的人群，當革命的時機似乎還不明顯，而知識分子感到必須讓社會的運行發(fā)生重大變革的時候，他們就會從自己掌握權力的企圖轉向勸告掌權者促其改變的任務上來。于是他們努力成為掌權者的精神指導、良心主管或謀士。直接實現自己的藍圖遭到破滅之后，他們產生了這樣的念頭：通過變成心腹人物，王權背后的權貴，慢慢按照他們的愿望改造現實。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的壓力，幾乎總會導致知識分子的厭倦，消除這種厭倦的辦法，或是從沒有依附性的知識分子主動變?yōu)橐栏降墓賳T，或者以多少戲劇性的方式離開權力。當知識分子放棄自主權，接受了決策者對研究施加的限制時，當獨立的權力基礎不復存在時，知識分子就成為專家。當不允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課題，只能按形勢要求解決政策制定者的問題時，他的角色就逐漸與一個具備專門技能但必須執(zhí)行政策制訂者任何指示的公務員沒有多大區(qū)別了。

    幫助權力合法性的知識分子，在舊學說似乎不足以支撐權力大廈的歷史環(huán)境中，知識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學說，或者可以創(chuàng)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學說以證明新政權的合法性。新政權要求意識形態(tài)為其奪取權力提供合法性，承擔這項任務的知識分子最初都不了解新政權，自以為踏上了更大自由、解放和正義的大道。他們只有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才會發(fā)現，他們和他們最初提供的自由意識形態(tài)被一同拋棄了，政策制訂者和知識分子的不穩(wěn)定關系又一次明顯起來。甚至那些歡迎新的統治體制并且提供象征性辯護的知識分子，也很容易--倘若他們不愿成為無批判精神的宣傳家--品嘗著苦澀的幻滅結束其使命。

    批判權力的知識分子無需經歷幻滅以后才相信權力和知識間有著長期不和諧的關系。他們一開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會意識和良心的承擔者，如果必要的話，他們要以長期備戰(zhàn)的狀態(tài)進入政治疆場與那些掌權者廝殺。一般來說，只要時局正常，他們和不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沒什么兩樣，只有當時的政治事件引起的問題超出了單調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業(yè)時，這些知識分子才會積極參與其中。

    向國外求助的知識分子，他們嚴厲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們對自己社會的掌權者采取批判立場的同時，傾向于把自己的忠誠轉向國外舞臺。實際上變成了另一些國家而不是自己國家權力結構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壞著自己社會的合法性基礎。對自己社會不懷敬意的知識分子，卻能為其他社會編制巨大的神話。在國內清楚發(fā)現的缺點，到了國外卻被忽略。

    這七種根據權力的遠近而劃分的知識分子類型，事實上存在著因社會變遷、時局動蕩而發(fā)生位移的可能。回顧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形成期--戰(zhàn)國、秦、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家知識分子如何從掌握權力走向內部穿孔，而儒家又如何從內部穿孔走到掌握權力的歷程。⑷

    二．內部穿孔--漢儒知識分子掌握權力的歷史考察

    （一）法家的弊端

    秦王朝是歷史的幸運兒，好像今日的美國，特殊的文化、政治、地域以及開國者人格、思想的先進，鑄就了霸主的地位。秦統一中國的原因很復雜，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偶然因素，這在宿命論者看來是天意，就是自秦孝公以來，六世君王都能秉承法家思想，不斷勵精圖治，擴大疆土，在嫡長子繼承制的條件下，能出六代有為的君主，不間斷的富國強兵，實在是一種奇跡。換言之，拿我們后世的所謂總結式的歷史研究方式來講，法家思想在秦國如日中天，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先進性。這個時候的法家，與其說是權力擁有者的工具，倒不如承認法家思想首先統領了秦國君臣的思想。

    秦朝二世而亡，所謂的正統史學家歸咎于”暴政”二字，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秦亡的原因，但毫無疑問，這種研究淺嘗輒止，沒有把一個王朝的興衰看到骨髓里去。

    1，戰(zhàn)爭體制

    法家思想源于戰(zhàn)火紛飛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法家強調中央集權，在四鄰皆敵的環(huán)境下，強調戰(zhàn)時體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為我所用。由于比較注重從眼前的現實政治出發(fā)，因此崇尚權力，主張專制。但是在統一和國家趨向和平的時候，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不能不平復，就像一個人在危機時刻拼足了力氣，危機過后就沒有力氣一樣，國家需要的是休養(yǎng)生息。然而缺乏統治經驗的秦始皇，繼續(xù)在天下統一的時候勞民傷財，征戰(zhàn)四方。他坐穩(wěn)中國，伸出兩個拳頭向南北方向打去。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南方是發(fā)兵攻打南越，守五嶺，據徐廣注是五十萬人，同時發(fā)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開鑿渠道來運送糧草，役夫人數也不在少數，還未算進建筑宮殿陵墓的勞力，南征結束以后，南方設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當規(guī)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發(fā)三十萬軍隊擊胡，同時修筑長城，人數也不低于三十萬人。

    法家理論是在戰(zhàn)時中央集權體制下，一部分國家不斷發(fā)生兼并戰(zhàn)爭中產生的。所以它具備兩個特點：

    一 ，適應國家疆域不斷擴大的需要，逐漸產生和發(fā)展了適應封建中央集權制的集權理論；

    二，帶著強烈的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用于戰(zhàn)爭需要的強力色彩，即戰(zhàn)時體制。

    由于秦始皇自繼位以后就連年征戰(zhàn)，掃平六國，平定天下的宏圖大志已經實現，缺乏統治經驗的秦始皇自以為這種戰(zhàn)爭體制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所以沒有將中央集權制度和戰(zhàn)時體制厘分開來，結果國力消耗，民不聊生。

    2，苛酷秦法

    秦國法律來自魏國魏文侯時期魏相李悝編著的《法經》，被商鞅仕秦變法時帶入秦國?！斗ń洝方褚巡淮?，據《晉書·刑法志》的介紹，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把戰(zhàn)國初年各國所通行的法律搜集起來，加以排比、分類、整理，編成一本具有完整系統的法律大全，就是《法經》。內容共分六個部分，即六章。一、二章是《盜》、《賊》，古代法律術語中，”盜”與”賊”是有區(qū)別的，”盜”為竊取他人財物，”賊”為傷殘他人身體，所以要分章討論。三、四章是《網》、《捕》，”網”指對付盜、賊的組織系統，包括刑獄制度、戶口制度等；”捕”則指具體緝捕盜賊的方法。第五章《雜律》，包括賭博、偷越城墻、借貸不廉（高利貸）、官吏生活超過制度允許范圍等。第六章《具律》，則是判刑的種類以及輕刑、重刑的原則，包括一些具體的案例。這本《法經》對中國的統一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打下了一個法律基礎，其歷史作用顯而易見。

    然而，《法經》總結的是各國戰(zhàn)時體制之下要求過度集中專制的統治階級思想，而不是和平時期有利于長治久安的統治階級思想。這樣，《法經》就必然產生兩大弊端，其一，它主要針對盜賊而不是針對官吏的，它在約束官吏方面只占極少份量，這就說明，它對政治措施不當和官吏腐敗導致盜賊孳生的這一規(guī)律認識不足。其二，由于集中各國刑罰，就集中了各國的嚴刑峻法。而這兩大弊端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3，耕戰(zhàn)入仕

    戰(zhàn)國時代，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以”耕戰(zhàn)”作為進入官吏隊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訓、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員必備的素質被擠在一個十分微弱的地位上。這在戰(zhàn)爭時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財力的速效，但時間一久，官員素質急劇下降，就是必然的趨勢了。

    其實，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學興起，庶民上層可以進入官吏隊伍，統治階級中一部分因各種原因也會失去地位，這就給新形成的士人階層一個機會，成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階層既包括統治階級下層，又包括庶民上層，既是官